张居正在万历元年开始讲筵的时候，就曾经教过皇帝一个道理，曾子曰：君子思不出位。
张居正说：君子和小人不同，君子所思虑的范围，绝对不会超过自己的的位置，都是力求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，完成自己所在位置的职责，即：尽其本分，所当为之。
作为左柱国、帝师、元辅、宜城侯的张居正，也在践行这句话，他所思所虑所为，都是大明该何去何从。
诚然，他以考成法开启了万历维新的大幕，但所有的维新都要落到物质之上，吏治为开端，是保证政令能够推行下去，最终还是要物质变得丰富，维新才能真的成功。
在张居正本人看来，他所代表的官僚体制改革，和王崇古所代表的生产力进步，官厂制更加重要。
“我不认为先生是完全对的。”高启愚通过申时行的只言片语，知道了张居正所思所虑，思考之后，否定了张居正的看法。
“果然逆徒。”申时行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，身为张党门生，申时行确实不敢大声说出，先生不是完全对的这句话。
做了礼部尚书后，高启愚的思考方式，立刻上升到了礼法之上，礼法真的不重要吗？高启愚以为并非如此，只不过贱儒的表现太差了，导致礼法不被陛下重视而已。
万士和这个礼部尚书做的就很好，陛下就很认可。
高启愚摇头说道：“先生觉得，有了官厂，有了住坐工匠，这官厂三级学堂、身股制、工盟、转岗等等，时日久了，慢慢都会有的，我完全不认为，可能真的会有，可需要多久呢？五十年？一百年？但，绝对不是二十年。”
张居正所代表的不完全是官僚体制、效率的改革，还有思想上的变革，思想变革，看起来虚无缥缈，空无一物，和贱儒们谈的心性有着异曲同工之处，但二者之间有本质上的区别。
一本矛盾说，可谓是开天辟地，如果所有人都能站在一个对立且统一的视角，去看待所有问题，从万事万物的阴阳两面去出发，那天下大同指日可待。
当然，阶级论这种东西，有些过于离经叛道，以至于不被人们普遍认可。
高启愚继续说道：“我为何要这样讲？文成公的官厂制，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，军屯卫所加上住坐工匠制，永乐年间就有了官厂，规模宏大，最终还是失败了，而且一蹶不振，没有矛盾相继释万理，很多制度，根本不会出现。”
“例如前段时间匠人下山，声势浩荡，人人畏惧，朝臣们都知道匠人心里有怨气，对文成公身后事那般潦草，非常不满，甚至把崇古驰道的碑都推倒了，因此诞生了矛盾，矛盾激化成了冲突，才有了匠人下山。”
“朝廷所有人都认为，必须要化解其中的矛盾，才能解决，可这种事放在以前，只会派出京营镇压。”
“正统十三年，叶宗留和邓茂七的民乱，叶宗留是矿工，邓茂七是农户，二者带众百万，把福建搅得天翻地覆，今日再看，但凡当时福建官员能够做个人，也不至于闹到这般地步。”
当时的福建左布政使宋彰，过年要乡贤缙绅送他‘冬牲’，乡贤缙绅们有模有样，要穷民苦力给他们送‘冬牲’，这场波及五省、百万之众的民乱就此拉开了序幕。
福建这种地方，兵家不争之地，多山少田，百姓困苦不堪，本来就难以维持生计，再加上额外的冬牲，把人往死路上逼，那自然要往死里闹。
黎牙实说大明人并不温顺，被逼上了死路就会反抗，而不是安心去死，像待宰的羔羊一样，只知道瑟瑟发抖。
当矛盾说这种基于分析矛盾、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出现后，贱儒们的胡言乱语，就变得十分可笑了起来，不基于矛盾的分析，基本可以断定，都是诡辩。
“你说的有道理。”申时行对高启愚的看法，颇为认同，但可能不在其位，不在元辅的位置上，思考问题的方式有所不同，或许到了那个位置，才能彻底明白，张居正所有的思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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